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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林盛中对保钓运动的回顾

已有 2143 次阅读2011-2-24 15:51 |系统分类:其它|

林盛中对保钓运动的回顾

   200818于北京

 

一、保钓运动的第一个功绩就是冲破白色恐怖

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台湾充满了白色恐怖,谁敢批评蒋介石、国民党或三民主义,一旦被告密或被特务发现,就会被抓起来。所以广大台湾人民对蒋介石不满,对国民党不满,但绝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

我在布朗大学读书期间,当时美国各大学的台湾留学生仍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因为台湾留学生当中参加国民党的人数相当多,国民党还在美国校园定期开小组会,并且国民党在美国各大学都安插职业学生,专门打小报告给台湾的特务组织。如果某位台湾留学生因反对国民党当局或反对蒋介石而被打小报告,他回台湾可能被抓去坐牢;如果他亲中共,回台湾可能会被枪毙;就是他不回台湾,但国民党当局可以不让他父母到美国去探亲,或不让他的弟弟、妹妹出国留学等办法来整他。当时我对蒋介石不满,但只能和少数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私底下交流;当时,有些“台独”分子敢于公开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当局,但每个人都罩着美国超市用于装食物的牛皮纸袋,只挖两个洞把眼睛露出来,不敢露出面孔。

1970年靠近年底,台湾的报纸披露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把原来由美军管制的琉球群岛管辖权交还日本,其中包括钓鱼台,而在日据时代,钓鱼台的管辖权是属于台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归还中国,所以钓鱼台应该归还中国。为了保卫中国的神圣领土——钓鱼台,旅居美国的台湾留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运动一开始我就积极参加。

芝加哥大学的台湾省籍留学生林孝信创办《科学月刊》,在台湾出版发行,作为台湾中学生的科普刊物。他为了跟美国各主要大学的台湾留学生教授约稿,在每个学校都有一位联络人。就凭着他的联络网,互通消息,美国各大学的台湾留学生纷纷成立各校的“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通过这个联络网,各校的“保钓”分子,互相串联,互相支持,使得“保钓运动”迅猛发展,人多力量大,自然而然就冲破了国民党当局为控制海外台湾留学生而制造的白色恐怖,大家敢在公开场合批评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了。“保钓运动”最初扩展到加拿大,接着扩展到台湾、香港、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地,气势磅礴。当时在美国各大学的校园,“保钓”分子的气势压过国民党的捍卫者和“台独”分子。“台独”分子受我们的影响,后来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就不再罩着牛皮纸袋,敢露出真面目了。

国民党当局依靠美、日支撑才能维持它的统治,所以不敢对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台这个举动提出抗议,引起参加“保钓”的台湾留学生的不满。特别是1971410,美国和加拿大各主要大学的“保钓”分子约三千人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向美国国务院和日本驻美大使馆递交抗议书,他们都派人出来接抗议书,而向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馆递交请愿书时,竟大门紧闭,没派人出来,给热情的“保钓”分子泼了冷水,引起极大的不满。

 

二、保钓运动的第二个功绩就是促使海外台湾留学生觉醒,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同社会主义新中国

“保钓运动”冲破白色恐怖后,开始有台湾留学生或教授公开谈论社会主义,谈论社会主义新中国,谈论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集团这段历史。我通过一位香港同学,帮我从加拿大多伦多买了一本《毛泽东选集》。我每天半夜12点多从实验室回到我住的公寓后,都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选集》到半夜三点才睡觉。通读完《毛泽东选集》后,对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章又反复学,学会运用阶级分析,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问题。此外,我对每条注解都仔细研读,从中补中国近代史的课,因为在台湾,中国近代史只教到抗日战争,我对国共内战这段历史几乎一无所知。我参加保钓运动,才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在运动当中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组织和宣传,搞统一战线。很多参加保钓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运动中接触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倾向社会主义。总之,保钓运动促使海外台湾留学生觉醒

19718月在我的母校布朗大学举办“美东国是讨论会”,讨论有关台湾的议题、有关中国大陆的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议题。会议分10个组进行讨论,其中有3个组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向大会提议到联合国总部游行示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的唯一代表。国民党当局特地从台湾派人参加这次会议,坚决要维持“中华民国”为联合国的代表,斗争非常激烈。但是有一部分台湾留美学生(其中包括我)不怕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公然认同社会主义祖国。两周后 ,在密西根州安娜堡(Ann Arbor)举行全美国是会议,就以236票赞成,4票反对,表决通过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的决议,这是保钓运动的重大成果。

1971921下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示威游行。我从布朗大学载着两位香港同学,开车三个多小时到达示威现场。因为到达的时间比较早,示威游行的组织者要我们三个人挂牌子,我们就挂了。游行开始,五星红旗前导,接着是10个人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站在最左边,挂的是“!”(惊叹号),接着是10个人高举毛主席的像,再接着是士气高昂的队伍。这场示威游行轰动了世界,当时的美国三大电视CBSNBCABC都重点播出,《纽约时报》和伦敦《泰晤士报》等世界各地的报纸的头版都报道并刊出游行的照片。因为我所处的位置显眼,所以从刊出的照片都可以认出我。

参加这次示威游行之后,开始给我带来了麻烦,我的父亲受到国民党当局特务机构的压力,写信劝我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后来我弟弟、妹妹受我牵连,都无法出国留学。美国特务机构也整我,我本来已得到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质系一位在我的专业领域很著名的教授的博士后职位,他当时到瑞士做研究一年,在我参加这次示威游行后不到一个月,就从瑞士来信通知我,把博士后给取消了。

 

三、保钓运动的第三个功绩就是架起了连接海峡两岸的桥梁

1971921举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示威游行之后不久,由李我焱、陈恒次、陈治利、王春生(女)和王正方组成的第一个“保钓代表团”架起了连接海峡两岸的桥梁,到与台湾完全隔绝达22年之久的中国大陆访问,大家心中既兴奋又充满了神秘感。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虽然周恩来总理极端繁忙,但他很重视“保钓运动”,很重视这一批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的台湾同胞代表,特地安排接见,谈得很深入,从晚上10点谈到次日凌晨4点,史无前例。

“保钓代表团”5个人还没回到美国,台湾的《中央日报》就报导他们到大陆访问的消息,骂他们是文化特务,是“毛虫”(毛泽东的跟屁虫),并说国民党当局已吊销他们的护照,这无疑替他们免费宣传。他们回到美国后,到很多校园介绍他们的大陆之行,到处引起轰动。广大旅美台胞通过他们的介绍,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他们讲述周总理对台湾同胞的亲切关怀,深深打动了旅美台胞的心。周总理发自内心对台湾同胞的关怀,使得海外多少从台湾出去的教授、博士对祖国大陆产生好感,愿意为祖国大陆的发展,为两岸的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1971年底,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中国统一讨论会”,大家认识到,只有两岸的统一,中国的强大,才是解决钓鱼台问题的根本保证。于是“保钓运动”就转变为“中国统一运动”。

 

四、保钓运动的第四个功绩就是使广大海外台胞去除恐共病

1970年以前,我们在台湾受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教育,台湾的报纸、杂志和广播一再宣传中共搞三反、五反,不断搞清算斗争,地主被枪毙,有钱人家财产被充公等等;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搞人民公社,国民党当局更在小学的语文课本上把人民公社描述为一片漆黑,说中国传统的家庭都被破坏了,一般家庭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大家都被迫到人民公社集体吃饭,小孩子也不让住在自己家里,从小被集中在一起过缺乏人性的生活。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宣传很起作用,使得广大台湾同胞产生恐共心理,因而仇共、反共。

随着“保钓运动”和“中国统一运动”的发展,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大利亚各地台湾留学生纷纷出版刊物和报纸,达二百多种,向广大海外台胞介绍祖国大陆的情况;放映祖国大陆的电影,增进海外台胞对祖国大陆的了解。由于两岸统一问题艰巨复杂,引起许多海外台湾留学生的关心,因此“保钓运动”和“中国统一运动”前后延续了10年,成为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学生运动。通过那么多人长时间对海外台胞介绍祖国大陆的情况,批判国民党当局,批判“台独”,使得多数海外台胞去除了恐共病。

 

五、我回祖国大陆前做对台工作的一些经验

我参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示威游行之后,博士后的职位就被取消了。在布朗大学跟我很要好的一位室友在普林斯顿大学当博士后,我就开车到他那里住下,在附近找工作。我在那里住了没几天,就接到普林斯顿大学一位爱因斯坦讲座教授打电话给我,要求和我见面。我们见面后,他告诉我,他的朋友许登源(台湾省籍)听说我在“保钓运动”的表现,很想请我到纽约他家去谈谈。我到许登源家后,他自我介绍说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时,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资本论》和《鲁迅全集》,但没有通读《斯大林全集》,他曾在伯克利、芝加哥、纽约、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组织读书会,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为了便于找工作,到麻萨诸塞大学改读计算机专业,获得硕士学位。他在纽约花旗银行工作,开发银行自动化系统,工作很忙(他最后干到花旗银行的副总裁才退休),所以那段时间他没参加“保钓运动”。但各地“保钓运动”的带头人,有很多人参加过他的读书会,他对“保钓运动”很关心,对情况还是了解的,所以才会托人把我请来。他说“保钓运动”初期,没有国家的认同问题,所以本省籍的和外省籍的都一起站出来参加保钓(按:在台湾,1945年台湾回到中国怀抱之前就居住在台湾的叫本省人,以后才到台湾的叫外省人);在涉及国家认同问题,“保钓运动”左右分裂,本省籍的就大部分退出了;为了台湾人民的解放,需要有更多的本省籍中坚分子为核心,在旅美台胞中宣传社会主义。因此他希望跟我合作,我免费在他家吃住,他并且提供费用,让我参加活动,并到美国各地串联本省籍的积极分子。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就从普林斯顿大学搬到他家住下。

在他的指导下,我只要有空就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主要著作,晚上跟他讨论。在他的指导下,我的理论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有时也阅读《红旗飘飘》,了解红军长征的艰苦过程;阅读《新华月报》,了解祖国大陆的一些情况,反右时台盟批判谢雪红的文章就是从《新华月报》看到的;阅读了中苏论战的《九评》,了解在不同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

许登源周末有空可以出来活动。后来他和我参加“保钓运动”中发行量最大的纽约《群报》,当时还没有打字机打字,稿子我们用手写,剪贴复印出版,每周发行一次。我们一起参与编辑,若对社论不满意,我们当场改写,如果没有足够的功力是办不到的。为了跟国民党和台独作斗争,我还要阅读很多有关台湾的材料。所以在回祖国大陆前这一年的学习非常紧张,但收获也非常大。

我到美国各地的保钓组织串联过两次,所以各地保钓组织的头头我大部分都认识。但本省籍的积极分子为数不多。后来我也做一般旅美台胞的工作,了解到多数本省人之所以不认同祖国大陆,是因为甲午战争,清朝政府被日本打败,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使台湾人民当了50年的亡国奴(我也当了3年的亡国奴),受了很大的屈辱,所以把这笔帐算到祖国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澎湖回到祖国怀抱,台湾人民翘首以迎王师,没想到迎接到的却是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迎接到的官员贪污腐化,台湾人民大失所望,以至于发生“二二八事件”,造成他们持有“大陆那边来的统治者都对台湾人民不好”的偏见。因此旅美台胞容易被“台独”吸引过去。本省人占台湾人口的85%,外省人只占15%,要解决台湾问题,固然要做外省人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做本省人的工作。

本省人受过日本的殖民统治,过去常自叹为“亚细亚的孤儿”,具有殖民地人民的特性——比较偏激,有比大陆同胞更强烈的当家作主愿望,也就是本省人常说的盼望“出头天”。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和许登源探讨过多次,我们认为应当用列宁论殖民地问题的办法来解决: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偏激行为采取宽宏大量、采取容忍的态度。相对于台湾人民,殖民者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大陆;但台湾人民埋怨大陆把他们出卖给日本,所以如果大陆方面能对台湾人民采取宽宏大量、采取容忍的态度,则两岸的统一问题可能会解决得顺利些。

 

六、我回到祖国大陆后,先后两次给周总理反映对台工作意见

197210月来到北京,被安排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矿产研究所工作,不到一个月,许登源和他的夫人陈妙惠一起来北京。在美国等于在白区工作,所以我回祖国大陆前,他们不跟我透露他们要来北京。19711025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的代表权,在纽约派有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许登源跟他们打交道将近一年,发现他们在对台工作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3人进行讨论,要向周总理反映几点重要的意见,写了一份《对台工作意见书》,3人签名,上呈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志,请他转交给周总理。乔冠华同志还接见许登源夫妇,进一步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反映给周总理的意见书主要有两点:

一)请中共中央体察台湾人民过去七十多年的苦难,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

(二)由大陆台胞组成全国人大台湾省观察团,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反映广大台湾人民的意见。

197310月初,发表中共十大的公告,首次有中共台湾省代表团参加,并且选出两位台湾省籍的中共中央委员——蔡啸和林丽韫。

周总理不但接受我们的意见,并且站得高,想得更远,做得令台湾同胞感动。我看到中共十大的公报后,心中非常激动,又给周总理写了一份《对台工作意见书》,贴了4分钱邮票,用平信寄给周总理。后来,蔡啸和林丽韫两位台湾省籍的中共中央委员请我去详谈我的对台工作意见。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有全国人大台湾省代表团,由13名大陆台胞组成,并且有两名全国人大常委。这远远超出我们提的全国人大台湾省观察团,对于周总理的胸怀和气度,台湾同胞非常佩服。

中美建交,中央领导判断美国已放弃支持一个独立的台湾国,所以在1979年元旦发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由武力解放转变为和平统一,这是保钓运动的另一个功绩。我们的建议在周总理去世后3年就实现了。

顺便提一下已去世的台湾省籍人士陈逸松先生,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在台湾开律师事务所,曾竞选台北市长,但没选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的代表权之后,他带着夫人要去美国跟他女儿团聚,路过东京时,写了一份《对台工作意见书》,托东京的朋友转给周总理。周总理很重视,责成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把陈逸松先生请到北京。他们夫妇于1973年春来到北京,和我结成好朋友。周总理多次亲自倾听他的意见;他的两位女婿先后来到北京,周总理也给予礼遇,亲自接见。他的一位女婿是我读台北建国中学时同年级同学,到哈佛大学读完法学博士,原是“美国台独联盟”机关刊物《台独》月刊的总编辑,听说是“美国台独联盟”的中央委员。他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之后,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由“台独”的立场转变为坚决主张两岸统一,多次参加台湾同学会的活动。周总理给予陈逸松先生以礼遇,请他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周总理去世后,他又担任了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对周总理如此礼贤下士,许多台湾同胞都赞不绝口。

 

七、台湾同学会的成立是保钓运动的继续

受“保钓运动”影响,七十年代初旅居海外的台湾留学生估计有一两千人想回祖国大陆工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林彪九一三事件”过后,周总理原计划做两三年的准备,使国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然后让这批人回来参加建设。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祖国大陆又经历了几次动乱。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这批人大都已结婚、有固定职业了,所以回来的人数少多了。197819803年从海外回来约200位台湾学者专家,其中大都参加过“保钓运动”。大家觉得有必要组织起来,以便使大家更好地适应新环境,以便利用我们的经验、社会关系,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大家认为应当成立台湾同学会,使“保钓运动”、“中国统一运动”未竟的事业得以继续。

1980年开始筹备成立台湾同学会,推我担任筹备小组召集人。由主管回国专家的国务院科技干部局把我们打算成立台湾同学会的报告上报中央。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同志和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同志亲自批准,台湾同学会于198111月正式成立,我被选为第一任会长,廖秋忠担任副会长。当时没有办公地点、没有专职人员,条件很差。廖秋忠住在团结湖,白天到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上班,我的单位在百万庄。当时我们家中都没电话,我的办公室没有直拨电话。有事找他商量,只能下班后打到他的传呼电话,叫他听电话。我只好到传达室借电话打,但常常被传达室的人说几句难听的话,有时还被拒绝。正好我的一位同事过去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浙江烧锅炉22年,回到我们单位工作后,在分房时就吃亏。我为他抱不平,写了一份材料,贴4分钱的邮票,用平信寄给胡耀邦主席。我在材料中最后附带汇报了上述台湾同学会开展工作的困难情况。后来胡耀邦主席把我的材料批转中央信访局。由于胡耀邦主席的亲切关怀,我这位右派同事的分房问题得到合理解决,我的电话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1970年代,祖国大陆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比欧美差很多,如果只有爱国主义,而没有坚定的社会主义觉悟,就很难在祖国大陆呆下来。鉴于有些来祖国大陆的台湾学者专家无法适应,满腔热情回来,失望而回去侨居地,反而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台湾同学会成立之初,对1966年以后回到祖国大陆的所有台湾学者专家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存在的问题。我们调查的情况向国务院科技干部局汇报,并就解决的办法交换意见。后来对回国专家(后来改为来华定居专家)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医疗、探亲和休假都以“国办发”的文件形式加以规定,使得大家得以安心工作。

鉴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多数人对外面的消息不太灵通,而我们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引进海外台湾专家学者,对国内的发展建设将很有帮助;在对台工作方面,我们在海外有许多“保钓”、“统运”的老战友,他们长期做对台工作,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祖国统一大业很有利。所以从1984年开始,台湾同学会每年都举办讨论会,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议题,也有两岸关系的议题。讨论的内容具有前瞻性,比如说在八十年代就提出,要用和平统一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要争取台湾民心;又比如说,在八十年代就预言台湾的党外民主运动最终必将在台湾取得政权,2000年民进党取得政权得到了验证。我们举办的讨论会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讨论会结束都有一位副总理级的领导接见与会者,并直接对话,方毅副总理、谷牧副总理,主管对台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同志以及张劲夫国务委员都亲切接见与会者,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

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曾亲自批准台湾同学会的成立,对台湾同学会的成长更是关怀,她曾两次亲切接见与会者。邓颖超主席在会见台湾同学会1987年学术讨论会全体成员时说:“你们第四次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开得好,我非常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谢!这次你们讨论会开会的内容和你们讨论关心的事情,说明了你们不是为科学而科学,而主要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共同的‘一国两制’的伟大任务在努力,说明你们这种政治的觉悟和爱国主义,说明了你们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你们是把学术问题,把一个原来很狭窄的问题提高到跟国家统一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我们特别赞赏。我们希望大家,特别在你们学者中间去提倡发扬,把过去学术界、科学界存在那个单一狭隘的思想抛弃掉,而是跟政治结合。同时,政治不跟科学结合,政治也必然会落空的。因此我们现在搞改革大大提倡要搞科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阐述都是根据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所以他的思想是革命真理。而你们今天把你们的思想、风格提高到这样一个高度水平,发扬你们的爱国主义,发扬你们的学者专长,这件事情我非常高兴。祝你们以后更在这方面大大地发展,祝你们健康长寿,祝你们在为社会、人类的进步事业中,为祖国当前伟大的改革工作中和‘一国两制’统一国家的伟大任务中,做出你们出色的贡献。”她的亲切话语时刻激励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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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花未眠 2012-9-13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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