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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走黄河,回头看

已有 3665 次阅读2018-12-26 09:52 |系统分类:历史

以牦牛为坐骑,向黄河源进发。

1984年,在兰考东坝头雁滩的渔船上。

1985年8月22日上午,到达玛曲曲果。自右至左:孔令更、王振田、郎毛(张真宇)、李金河

    

从东坝头出发

1985年元旦,我和赵中森到了兰考县东坝头,目的是与孔令更会合,开始蓄谋已久的徒步黄河之旅。按照我和令更俩人敏于言而纳于行的本性,其实我们还可以再磨叽下去,直到非走不可那一天才动身。

哪一天才是非走不可呢?那就是元旦这一天了。之前我在禹州老家接到令更拍来的电报,说山东王勇来了,催逼甚急,看来非走不可了。于是我前往开封,约上作家中森兄来到黄河大拐弯的东坝头。

王勇何许人也?我一头雾水,见面才知是一走极端的文学青年,穿一身猩红色定制的旅行套装,有点像牧师布道的着装,喜欢抑扬顿挫地背诵意大利现代派诗人艾利蒂斯的《疯狂的石榴树》和自己颇具现代派风格的诗《蚂蚁》。作为家住济南市槐荫区的社会青年,王勇更愿意宣称自己来自海边。

中森告诉我,其实王勇来河南有一星期了,是徒步走来的,起因只是因为读到了公刘发表在《人民文学》的长诗《没有美酒的壮行歌——致青年诗人孔令更》,又读到了中森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相关报道,知道孔令更工作单位在开封的《东京文学》,于是起意同行,共襄盛举。

王勇的到来使我们的徒步黄河计划至少提前了一个月。出发这天是雪后,兰考县青年诗人李锐锋专门定做了一面行军旗送行。33年之后,我与夫人胡述范、作家行者夫妇一行在美国纽约见到李锐锋夫妇,他们已来美国快20年,从锐锋建立的微信群名来看,他已成为美国第一位中文催眠导师和诗歌疗愈师。

李锐锋在纽约皇后区有自己的写字楼和公司,也有很不错的心情。说起走黄河的那天上午,他和同为诗人的齐红霞依然乐不可支。

记得那天李锐锋打着红旗走在队伍前面,我们踩着咯吱咯吱响的积雪,先是走在高高的河堤上,后来又走进河滩,顺着弯弯的堤根前行,前方白茫茫的一片,说真的,这时候我还真没看见黄河长啥样。

开始的四天以及之后

十里长亭送离人,锐锋终于一步三回首地回去了,把旗子交给了王勇。

我提议去看看黄河,我们走到河边,看见黄河与嫩滩接壤部分结合了,中间的急流还在翻滚,远远眺望,黄河无声地翻着厚重的波浪。这条写满了文化符号的河流,自古至今,阅人无数,一些船渡来渡去,一些朝代在洪水里挣扎,最终倾覆,更多的朝代以治河的名义统一堤防,使黄河逐渐悬于平原之上。可是这时,这个雪后的1985年元旦的午后,阳光从云缝里照射过来,黄河越发回归自己,就像从来不曾经历过它所经历的一切。

走累了,河滩上发现一个废弃的窝棚,不知是王勇还是我,竟然建议学一段毛主席语录,又忘了是谁,煞有介事地摸出小红书,念了一段“我们应该相信群众”。

送到开封柳园口,被孔子和我呼为“古之遗爱”的中森大哥也挥泪告别了我们,这是一个用心走黄河的人;而我,却只是肉体。

在大堤和雪泥的河滩上走了3天,走到狼城岗。站在大堤南望,看见沙丘与沼泽错落,间或有农田,沼泽里有人猎鱼。中午在东彰乡闫寨村午餐。晚上,凭借《东京文学》编辑部开的介绍信,住宿中牟县黄河修防段,段址万滩,隶属于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河务局。

第六天走到郑州,我和令更又专门去黄委会找到政治部的邓修身老师(后任《黄河报》社长总编,2017年逝世)换介绍信,并从黄土高原最后一块黄土塬邙山开始一路向西。

真正的跋山涉水,时有风餐露宿,历险攀岩,大漠孤烟,“好马骑上,好枪背上,走在草原上”。

有了与黄委会这个缘分,5年之后,我从武汉大学中文系学成,在这里谋到一份至今受益无穷的职业,此为后话。

到达玛曲曲果

到达玛曲曲果的时候,是1985年8月22日,一个晴朗的上午,或者中午,阳光强烈,单纯能看见雅达拉泽峰的积雪。几个人忙着采集一种状若黑木耳的菌类植物,没有人说出来它们到底叫什么,也许就叫野山菌,或者地曲莲,反正挺好吃。在黄河源,它们布满了小小的沼泽和草地。在黄河源欢快静谧的流水声中,几个人用酒精炉煮了它们,吃得不亦乐乎。接着是4个人依次向天空鸣枪,一共4响,很快就被深邃高远的天空吞没了,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这是最后的4发子弹,也许它代表4个人毫无意义的远足,也许它什么也不代表,更不代表成功与征服。

4个人愣怔了一会儿,这是一星期前,青海省玛多县武警部队借给我们用的枪弹,子弹用完了,枪要还,那个民风淳朴的1985年啊,凭着黄委会的介绍信和诗人的名声,就可以从军械库里借到枪支弹药。

对于黄河源的地理发现一直是中国人的一个渴望,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清代就已经正式开始行动了,一些外国人也加入了这个冒险的行列。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由权威的黄河水利委员会西线勘测队给黄河源立了碑。1985年8月,当我们4个人到达时,黄河源碑依然崭新,不过后来知道那是中日联合考察队更换的,碑文出自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之手,他的秘书徐乘(后任黄委会副主任)原地书写而成。

跨越黄委会立碑的山坡,我们继续西上,走到山顶,看见两个一般大小的湖泊,湖里悠悠浮动着几只类似野鸭的生灵,后来我们知道那是国家级保护动物赤麻鸭。“这叫什么湖呢?”“天湖,或者姐妹湖。”

海拔4500米的山顶上居然有湖,不是“天湖”又是什么呢?那时候我们把它理解为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湖水向山下渗流,南向为长江,北向为黄河,这是真正的江河源。

至今也并未有人颠覆我这实地考察得来的结论,很有可能太接地气了,以至不可置疑。

那个晴朗的上午给我的印象极其鲜明,清明、悠远、纯洁,是一幅永远的图景。

我和令更就这样一路命名走出两湖。那时候令更兄是这支古怪流浪队伍的灵魂,那一阵中国诗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大名的,徐敬亚坚持认为公刘大咖是直接给他做了个国家级的大广告。几个人集合在他的旗帜下,逆河而上,直取河源。这里面当然埋藏着一种莫名的功利想法和妄图通过一种体力上的搏斗获取欢乐的出世精神。

终于,一个更居上游的溪源呈现在眼前,从山坡上直接冒出来,汩汩响着向万里之外奔流而去。“那就叫黄河极源吧!”我提议。这个提议在当时就被意识到是试图盖过那个正宗的黄河源,它包含了一种不自量力地追求极端的虚妄野心。

王振田开始干活,他来自安徽阜阳,诗与远方是他的最爱,一路却没少听他唱歌,属于张口就来那种:“你来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

这会儿他用刺刀在一块不足两尺高的石头上刻字,石头质地柔软,很快刻出“黄河极源”4字。

“背面呢?”“就‘历久终得’”吧!我说。安徽人又开始刻。

把所有字拾掇好之后,王振田乐了,咧着因缺氧缺维c而干裂的大嘴又开始唱歌,这次唱的是王洛宾的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蓝到纯净的天空下,在水淋淋的大草地上,这块两尺不到的黑色石碑微不足道,但我们那面旗帜却红得令人惊异。这是我们的团旗(走到内蒙古临河市时,这支流浪汉队伍已经叫“黄河文化青年考察团”了,国务院主办的《经济日报》还发布了见习记者饶立华写的相关消息),因为使命已经完成,我们准备把它永远留在河源。

最后要说一说4个人中的摄影家李金河了。那时候他对摄影到了狂热的地步,留职停薪中途赶上了队伍,4人中数他魁梧,也最辛苦。他支好三脚架,调好焦距,4人一字排开,只听自动快门“嗒”地响了一下。

这是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的玛曲曲果,黄河另外一个源头是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的卡日曲。我想象着王勇这会儿正在那里写诗,他从兰州与我们分手后,不知所踪。

记得那会儿我的表情迷惘痛苦,好像正在穿越不可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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