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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汉匈“缠斗”三百年,为何终能成一家?

已有 5899 次阅读2018-3-7 15:35 |系统分类:历史

如果将匈奴视作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将秦汉王朝视作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那汉匈之间的“缠斗”和互动隐含着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意义,即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汉朝无法解决与匈奴的关系问题,中华文明可能会同历史上消失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体那样,生命力难以长久,文化创造也无法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

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

元狩四年春,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出定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代郡。此次战争的目标是寻求在漠北一举聚歼匈奴单于主力。为此,汉武帝给卫青、霍去病分别配备了5万骑兵。两军出塞时,官、私马匹达14万之多。同时,还有数十万步兵及转送辎重的民夫跟随在后。

此战过后,匈奴远遁,汉朝也在一段时间内无力发动大规模北伐。可见,元狩四年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攸关国运的战争,而卫青、霍去病则是被委以重任之人。追根溯源,卫青、霍去病登上历史舞台,实际上与汉武帝时期内外政策的转向有关。

卫青的出身并不高贵,如果从最初的社会身份来看,他的人生轨迹本不会与王朝命运相联。卫青的母亲卫媪是平阳侯妾(一说为阳信公主家僮),与给事侯家的县吏郑季私通,生下了卫青。卫青少年时在郑季家被使唤牧羊,嫡母所生的儿子们将其视作奴仆。但有人给卫青相面,预测他会官至封侯。卫青笑笑说:“人奴之生,得无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成年后的卫青,担任平阳侯家骑。

卫青命运的转折,缘于同母的姐姐卫子夫得幸于汉武帝。但不久,皇后为打击卫子夫,将卫青囚禁并准备杀掉。在友人公孙敖的帮助下,卫青才得以逃过一死。在此后的征战岁月中,公孙敖亦成了卫青的长期战友。汉武帝听闻皇后欲杀卫青之事,便召卫青为建章监、侍中,后又任命为太中大夫。

元光六年,卫青被拜为车骑将军,与李广等四军并出,攻击匈奴。在此战中,其余三军皆无所获,唯独卫青出上谷郡至笼城斩获数百人。这次战役是马邑之谋后,汉武帝主动发起的首次大规模战役。在诸军皆败的情形下,卫青的获胜对于汉武帝战争信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成为他迅速崛起为军事统帅的一个重要契机。

这里要说一下马邑之谋。元光二年,汉武帝采纳雁门富豪聂壹的计谋,引诱匈奴攻马邑城,设伏30万兵力试图一举消灭匈奴主力。单于引兵入塞后,发现了这一计划,遂退回本土。从此,汉匈关系破裂。

匈奴对汉朝的强势地位,是由秦汉之际的冒顿单于奠定的。在头曼单于(冒顿单于之父)统治时期,匈奴一度受制于秦朝、东胡和大月氏。冒顿杀父自立后,乘楚汉战争时期边塞空虚,收复河南地,并统一了蒙古高原。刘邦曾亲率32万人迎击匈奴,冒顿单于佯装败走,将汉朝骑兵及部分步兵引至平城,出动40万骑将刘邦围困在白登长达7日。后来,刘邦贿赂单于阏氏(单于后妃),方得解围。

此后,从汉高祖至汉景帝,汉朝大抵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但是,匈奴对汉朝政策多有反复。除经常劫掠边境外,汉文帝十四年,匈奴还曾大举进犯、逼近长安。汉朝随后移民塞下,加强边境守卫。在汉初的70年间,占据主动地位的是匈奴。战争或是和亲,基本由匈奴决定。

汉武帝登基后,力图改变汉初以来的汉匈关系。汉武帝曾对卫青说: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意思是说,变更制度和出师征伐是必须完成的两项任务,二者最终指向的是大一统。这一席对话同时表明,汉武帝将卫青视为实现这一宏伟志向的同路人。

辽东到敦煌,汉朝建完整攻防

失去祁连山,匈奴漠南无王庭

在匈奴的政治地理概念中,其地分为中、左、右三部。左、右两部分别在单于领属土地的东方和西方,设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都骨侯。

元光六年,卫青出上谷,打击的是匈奴左部。此后,卫青的作战对象转向中部和右部。元朔元年秋,卫青率3万骑出雁门郡,斩首数千。这是汉武帝兴兵与匈奴作战以来的最大战果。次年,卫青出云中郡西至高阙,迂回到陇西。此战意义十分重大,不仅驱逐了白羊王、楼烦王,而且夺回河南地,移民10万设朔方郡,解除了匈奴对长安、关中地区的直接威胁。汉朝设置朔方郡后,匈奴年年攻击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以左、中、右三部全线作战方式予以报复。

卫青对匈奴的打击,还促成匈奴内部最高统治权的变更。军臣单于死后,左谷蠡王发动政变自立,此即伊稚斜单于。伊稚斜单于击破军臣单于的太子,迫使其逃亡汉朝。伊稚斜单于代表了匈奴内部与汉朝激烈对抗的势力,故汉朝和匈奴之间最激烈的战争基本上发生在伊稚斜单于统治时期。

元朔五年,汉军在卫青的率领下在匈奴右部开辟战场,匈奴右贤王仅与一爱妾及数百骑溃围北逃。凭此战之功,卫青进号大将军。次年,卫青两出定襄,与匈奴单于直接对战。正是在这一年,霍去病封侯。

霍去病是卫青另一个姐姐与霍仲孺所生之子,18岁时以皇后姐子身份任侍中,后在卫青军中为票姚校尉。在元朔六年的这场战争中,霍去病率轻骑脱离大军寻找战机,斩单于大父,俘季父、相国、当户,斩首及捕获2280人,进而被封为冠军侯。

元狩二年,霍去病成为骠骑将军,出陇西远征。汉军骁勇精锐将士皆配于霍去病,极大增强了长距离野战的能力。此役,霍去病所部过焉支山,往西达千余里,缴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天,霍去病又从北地出击,越过居延海,然后南下祁连山,继续打击匈奴右部。在汉军持续的打击下,匈奴内部发生分裂,浑邪王杀掉休屠王,率部归汉。汉朝将浑邪王、休屠王故地设为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为了巩固西线的胜利,还迁徙关东贫民72万,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

汉朝获得河西四郡,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意义重大。第一,河西四郡设置后,青藏高原上羌人和蒙古高原上匈奴人的联系被斩断了。第二,汉朝打开了通向西域的通道,汉朝烽燧一直往西北延伸。第三,河西地区由游牧社会转向农业社会,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中心,对北魏的汉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匈奴也因失去河西地区而面临很大损失。一首流传下来的匈奴歌谣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在击破匈奴右部后,单于所部的侧翼暴露在汉军面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汉武帝发动了元狩四年的北伐。伊稚斜单于获悉汉朝出兵的消息后,采纳降将赵信的建议,将精兵置于漠北,以逸待劳。卫青所部出塞千余里,与单于相遇。卫青以武刚车环绕结营,派出骑兵正面迎战;匈奴亦派出骑兵冲击汉军。此时,太阳隐没,大风刮起,两军陷于风沙中,汉军从左右两翼围困伊稚斜单于。单于看到汉兵多且强,便率数百骑突围向西北逃亡。黄昏时分,汉军与匈奴大战,双方损失惨重。另一边,霍去病出塞2000余里,攻击匈奴左部,俘获屯头王、韩王等三王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83人,斩俘7万余人。

经此一役,匈奴“漠南无王庭”。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地,均被汉朝占据。之后,汉朝从令居至敦煌一线修建长城,敦煌以西至于盐泽修建亭燧,又以60万塞卒戍守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后来出土发掘的居延戍军简牍文书,时间断代从汉武帝太初三年一直到东汉时期,从中可见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汉朝一直稳固地控制着西北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营建西北地区的长城和亭燧之外,汉朝还修缮旧长城,在包头、呼和浩特一线设置内城、外城的防御工事。由此,从敦煌到辽东,汉朝建立了完整的攻防体系。

另创体制,容纳“汉匈一家”

以戈止武,农牧“走向统一”

汉朝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对匈奴降人依然另创体制予以容纳。匈奴右部河西地区的浑邪王降汉后,汉武帝将其部众分为各个属国。属国都尉为最高军政长官,匈奴游牧民在属国内“依本国之俗”,保留原有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见诸史籍的属国有西河属国、北地属国、上郡属国、金城属国、天水属国、五原属国、张掖属国。

而在匈奴内部,遭受汉朝的打击后,最终分裂成“五单于并立”的局面。甘露元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朝觐汉宣帝于甘泉宫,“赞谒称臣而不名”。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朝,“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昭君出塞,汉朝和匈奴之间恢复和亲。在包头等地出土的墓葬中,瓦当有“单于和亲”的汉文字样。可见,“汉匈一家”的局面已经为汉匈双方所认可。

汉武帝时代所致力的大一统,到汉宣帝时得以真正实现。中华文明得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也成为西汉后期儒家追求改制、实现太平世的重要基础。经过汉朝几代皇帝的持续努力,“不外夷狄”的天下构想最终实现。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方八部拥护日逐王为单于,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单于入居云中,后转迁到美稷,分其部众于东汉边郡,助东汉守边。而为了避免北匈奴的劫掠,东汉和北匈奴保持“合市”,互通有无。但不久,北匈奴遭受北面的丁零、东面的鲜卑、南面的南匈奴联合攻击,越来越难以维系在蒙古高原上的统治。

汉明帝于永平十六年,命汉军四路出击,逐击北匈奴。汉和帝永元元年,窦宪、耿秉率师出塞三千里,至燕然山;班固在燕然山刻石宣扬汉军功业。此役,北匈奴20多万人降汉。永元三年,汉军出居延,将北匈奴单于包围在金微山,北匈奴被迫向更远的西方迁徙。此时,汉匈之间近300年来断断续续的攻防之战,终告正式结束。

如果将匈奴视作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将秦汉王朝视作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那汉匈之间的“缠斗”和互动隐含着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意义,即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的统一。

秦朝之时,农业社会相对强大,农牧分界线不断往北推移。汉初,匈奴强盛,又恢复了此前的农牧分界线。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反映了双方实力的角逐与矛盾的激化。而边疆的冲突对于南北政权而言,都可能引发内部的统治危机。

如果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便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这种矛盾的解决方式,在汉、唐之际,是以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大一统来完成的;在农业社会政权力量衰微的时代,则是北方政权通过直接占领宜农宜牧区、强迫南方政权以岁贡等方式建构和平关系来实现的。

从政权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的主轴之一是南方农耕区政权和北方游牧区政权的对抗。但从中华文明体的角度来看,则同时包含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的协商机制。双方常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比如,柔然与北魏,吐蕃、回纥与唐,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鞑靼、瓦剌与明朝,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汉匈关系显得尤为具有意义。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它为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提供了开创性的相处模式:由对抗而协商,再到更高程度的大一统,几乎涵盖了后世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汉朝无法解决与匈奴的关系问题,不将游牧社会纳入,中华文明难免就会局限在农耕区。最后,可能会同历史上消失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体那样,生命力难以长久,文化创造也无法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司马迁撰写《史记》之际,正处于汉朝和匈奴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但对于匈奴这样一个大敌,司马迁还是从族源的角度表达了认同。他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是汉匈合为一家的重要观念基础。自此,“汉匈一家”成为中国古代王朝奉行的至高理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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