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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他只留下了一部著作,却足以传世

已有 2230 次阅读2019-3-25 09:30 |系统分类:历史

 有的人著作等身,但没有一本能引起任何反响,甚至在出版时就少人知晓,乏人阅读。有的人一生只有一本著作,但这本著作当时就引起广泛重视,甚至在多少年以后还有人谈论,有人引用。

  张培刚先生就是这后一种人,他的著作是《农业与工业化》。当然,张先生一生著作不只这一本,但他的其他著作都可以被看作这本著作的准备和延伸。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先生一生的辉煌与挫折。

  张先生1913年7月10日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与其他孩子一样,他从小就参加各种甚为艰苦的农活。但与其他农民孩子不同的是,他不仅感到了农业劳动的艰辛和农民生活的困苦,而且立志要为改变农业落后状况和农民艰辛生活找一条路。这应该就是他以后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起点。张先生的年轻时代,军阀混战,外患不断,激发了他寻求富民强国之路的愿望。对国家的期望和对农业的关心是他以后学术观点的根源,他以后的学术之路就是沿着这条路走来的。

  1929年他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一年级下学期,1930年秋他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期间,他每年都获得系奖学金,成绩全系最优,毕业时获得法学院奖学金,成绩全院最优。这一时期的刻苦学习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奠定了求实的基础。

  1934年6月底,张先生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进入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先生是“海归”,十分重视社会调查。在他的主持下,张先生参加了农村经济的调查。张先生在该所工作的六年中,深入农村田头,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和湖北。在此基础上他写出来《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等书,相继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他还就农村经济、货币金融、粮食经济和农村调查方法等问题,在《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经济评论》等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张先生从理论层次上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在1940年出版的《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他注意到当时从江西、湖南等内地农村运到宁波的粮食成本居然比从泰国运来宁波的还高。他仔细地分析了运输成本之后,发现原因在于内地的“纯商业费用”偏高。张先生所说的“纯商业费用”其实就是科斯在1937年提出的“交易费用”。周其仁教授指出:“这是一位中国学者对交易费用及其经济影响的独立发现与独立运用。”所以,张先生也对交易费用经济学作出了一位华人学者独立的奠基性贡献。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有过一场争论。一种观点是“以农立国”,主张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发展;一种观点是“以工立国”,主张通过发展工业来实现发展。后来又有人提出第三条道路,主张在农村兴办乡村工业来实现发展,不赞成整个国家的工业化。1934年秋冬间,二十一岁的张培刚写了一篇《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的文章发表于《独立评论》。在文中他提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工业化或产业革命,因此,中国要振兴经济必须实现工业化。但他又特别提出:“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业。”这条思路就是以后《农业与工业化》的基本中心思想。

  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六年的工作,使张先生对中国农村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不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形成了一些对他一生研究工作有深远影响的观点。广义上说,这一时期是《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准备时期。

  抗日战争期间,社会科学研究所迁至昆明。1940年,西南联大决定恢复已停顿数年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考试。当时共录取十七人,文科仅两人。张先生以文科第一名得以录取(另一名为以后的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1941年9月中旬,张先生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工商管理学院,1942年秋转到文理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学习经济理论。当时的哈佛大学经济系名师汇集,极一时之盛。有以创新理论闻名的熊彼特(J. A. Schumpeter)、以垄断竞争理论而闻名的张伯伦(E. H. Chamberlin)、农业经济之父布莱克(J. D. Black)、美国第一代凯恩斯主义者汉森(A. H. Hansen)、经济史学家厄谢尔(A. P. Usher)、国际贸易专家哈勃勒(G. Haberler)、创建了投入—产出法的里昂惕夫(W. W. Leontief)等。跟从这些大师学习,他的理论层次大为提高,可以从更高层次上分析农业与工业化这样思考已久的问题。张先生学习极为刻苦认真。在学习张伯伦的专题讨论课时,张先生写了一篇论文《关于“厂商均衡理论”的一个评注》,张伯伦给这篇论文的成绩为A,而且写了评语:“一篇非常好的论文,在我看来,总体上十分正确。”

  1943年末,张先生进入博士论文的选题阶段。当时不少中国人以中国问题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写起来驾轻就熟也易于通过,张先生也完全可以写他甚为熟悉的中国农业经济或相关问题。但他想研究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这样更高层次的问题。他感觉到二战即将结束,战后中国和许多其他落后国家必然面临如何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起飞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工业化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他决定把农业国实现工业化作为论文的中心,把《农业与工业化》作为论文题目。他的这一题目得到指导教师布莱克和厄谢尔的支持。题目确定后,他在哈佛图书馆申请到六平方米的空间,大量阅读相关资料,准备了一年半的时间,又花了九个月时间撰写,终于在1945年10月完成了《农业与工业化》的英文稿,并于同年通过了论文答辩。该论文获得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并被列入“哈佛经济丛书”第八十五卷,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丛书”学术地位高,以后获得诺奖的萨缪尔森等人的著作也收入这一“丛书”。张先生的著作出版后,国内有媒体以“哈佛论经济,东方第一人”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

  张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1982年,当时的世界银行副行长、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H. B. Chenery)到中国访问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的骄傲。”

  在以后发展成一门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其公认的奠基人是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R. Nurkse)和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纳克斯的著作是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这本书提出的“贫穷的恶性循环理论”系统解释了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在于低储蓄率,并提出了引进外资打破这种循环的观点。纳克斯是出生于爱沙尼亚的美国经济学家,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在国际金融研究领域颇负盛名。他的这本书在发展经济学中影响甚大,“贫穷的恶性循环”也曾被广泛引用。张培刚先生的著作就是《农业与工业化》,这本书论述农业国的工业化之路,书中的许多观点以后有越来越大的影响。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 A. Lewis)和舒尔茨(T. W. Schultz)是由于他们对发展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获得诺奖。他们两人的研究思路沿着张培刚先生的思路发展而来。刘易斯论述了农业国如何通过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来实现工业化,而舒尔茨论述了农业本身现代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张培刚先生都涉及了。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早期纳克斯的观点影响远远大于张培刚,但以后张培刚的观点影响要大得多。不少人推测,如果张先生在美国沿着他的思路研究下去,也许获得诺奖的就是他,或者也许是“三黄蛋”。


  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张先生以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为中心,论述了农业与工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相关关系。

  该书的第一章“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述评”,给出了自己书中所用的工业与农业的概念,并且介绍了该书所用的“移动均衡”分析方法。对张先生所作的工业与农业概念的解释,所有学者都认为很重要,也有新意,但对其排序看法不同。1946年2月,张先生接受资源委员会驻纽约办事处的聘请担任专门委员,工作六个月(三个月在纽约,三个月在南京),研究农业机械化问题。当时,以后获诺奖的库兹涅茨(S. Kuznets)也受聘担任该委员会顾问。在此期间库兹涅茨阅读了张先生论文的英文稿。他认为,论文很好,只是开头的工业和农业的基本概念理论性太强了,建议移到后面。该书出版时,张先生接受这一建议,把这部分作为两个附录。1981年,张先生赴美开会,会见了老朋友哈佛历史学教授杨联陛先生。杨联陛教授拿出收藏了几十年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请张先生签名留念,并称赞这两个注释很重要,很新颖,很有现实意义,但作为附录不能引起注意,是一个遗憾。可见这两个不同学科的顶尖级专家都注意到张先生关于工业与农业意义的创新性。

  第二章“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重点分析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尤其是农业的“五大贡献”。从食粮、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包括外汇)五个方面说明了农业对工业化和整个经济的贡献,从而农业是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观点在以后的发展经济学中有重要的影响。1961年,库兹涅茨出版了《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把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概况为产品、市场、要素、收入,即“四贡献说”。1984年,印度经济学家S. 加塔克(S. Ghatak)和肯 · 英格森(K. Ingersent)在他们的《农业与经济发展》中,继承了库兹涅茨的观点,称之为“经典分析”。其实这种“经典分析”来自张先生。同时,张先生关于劳动力自农村转入工商业的分析也体现在以后刘易斯的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模型中。

  第三章“工业化的理论”,张先生的工业化强调的不是排斥农业、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工业化,而是包括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工业化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的定义以后被广泛接受,但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这一点就是创新。张先生还分析了发动与限制因素,包括: 人口、资源或物力、社会制度(尤其是产权)、生产技术以及企业家才能。他对产权、技术与企业家才能的重视现在仍然很重要。张先生还分析了工业化的程度和阶段以及速度。

  第四章“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实际上是分析了工业化对农业的促进作用,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业如何反哺农业。这一章分析了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尤其是如何借助于工业化实现农业机械化。

  第五章“工业化对农业劳动的影响”,张先生从理论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工业化对一般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影响,然后重点分析了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问题。这就是以后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下经济发展模型所探讨的问题。

  第六章“农业国的工业化”,实际上是把以上理论运用于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同时分析了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贸易以及贸易条件的决定。

  最后的结语是全书的总结。

应该说,在20世纪60年代前,这本书的影响不如纳克斯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但在60年代后,这本书越来越受到重视。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成为以后学者研究的出发点,他的许多在当时不为人理解的观点也逐渐被接受,并运用于实际。这就是这本书1969年又在美国重印的原因。

  张先生来自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因此,他的观点受到其他落后国家经济学家的重视。1951年该书就在墨西哥出版了西班牙文版。五六十年代,张先生不断收到来自英国、印度、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等国学者来函,要与他讨论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并询问他的新成果。1956年夏,两位智利大学的教授来中国,一下飞机就要求见叫“Pei-Kang Chang”的学者。接待人员听成了名叫“背钢枪”的学者,就四处打听。后来经北大经济学教授严仁赓先生提示,才找到当时在华中工学院的张先生,但张先生当时已难以与他们交流。

  张先生写成《农业与工业化》时只有三十四岁,但他的学术生涯就停留在三十四岁之前,一生中再也没有超越三十四岁。一个才华横溢又勤奋不已的人,本能攀登更高的学术顶峰。但他的历史在以后不久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生在这里拐弯,无可奈何,又无法挽回。

  1946年秋,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先生之邀,被称为“哈佛三剑客”的张培刚、吴于廑、韩德培到武汉大学任教,分别主持经济系、历史系和法律系。其后张先生到美国联合国工作一段时间,又回到武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张先生担任武大校务委员、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并兼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从这些任职来看,张先生受到了政府重视。

  但不久,中国选择走苏联的道路,实行计划经济。张先生所学的经济学一无所用。同为哈佛博士的陈岱孙教授在刚建国时还天真地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有两重内容,一种是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是技术性的,前一种没用了,但后一种还有用(80年代后,陈先生仍坚持这一观点)。不过在当时是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出去了。从此,张先生就远离了他钟爱的经济学,这一别就是三十多年,由一个有为的青年变成了仍然有为的老人。

  1953年1月,在院系调整中,张先生调至新组建的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担任建校规划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主任。离开武大当时对他也许是一件幸事,那些在武大经济系的哈佛学生,如谭崇台和刘涤源后来都成了右派,一个改教英语,一个下放农村放牛,而张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安然度过。以后,张先生还教过政治经济学,“文革”中下放自然都不可避免。不过张先生是一个忠厚的长者,干一行爱一行,干什么都干得好。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几个年轻人与张先生一起在华工的校园内散步,我们都夸华工校园路修得好,树种得好。张先生笑眯眯地说:“这些都是我主持的。”张先生的夫人谭慧先生告诉我们,“文革”中在农村放牛时,别人的牛都瘦瘦的,只有张先生的牛胖胖的。直到1978年,张先生三十多年没有阅读经济学的文献,也没有发表一篇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成为没有下文的一块丰碑。

  1978年,张先生才回归经济学队伍,他被社科院调去参加《政治经济学词典》的编写工作。这时他又与陈岱孙教授等老一代经济学家共同组建了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担任副会长,并主持工作。该会一成立就组织各地专家在北京举办外国经济学说讲座,并亲自主讲第三、四讲微观经济学部分,以后又讲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这个讲座对刚刚开放的中国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当年听讲座的年轻人如今都成为有成就的老专家。经常听到人们称赞这个讲座的冲击力。1986年张先生和厉以宁教授把他们讲的内容扩大为《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对我们了解西方经济学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时一再重印,可以说是洛阳纸贵。1997年张先生又在此基础上独立写成《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写这本书时,张先生已经八十四岁高龄了。

  1982~1983年,张先生用十个月抱病审阅并修改了他的学生曾启贤和万典武在1947~1948年间翻译的《农业与工业化》,并作为《农业与工业化》的上卷,改名为《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1984年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这部有世界影响的著作第一次在中国出版,离国外出版已近四十年,而且发行量仅两千册。以后张先生力图建立“新发展经济学”,并出版了不少专著。这些著作为年轻一代学子完成,但张先生的指导作用不可忽视。尽管有近四十年的学术空白期,但张先生仍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顾年老体衰,在不断地阅读思考,为我们年轻一代领航。张先生的天才、勤奋、幽默、风趣成为我们这一代永远的楷模。

  张先生多年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所培养的学子已成为当代经济学界的大腕,老一代有董辅礽、曾启贤、万典武等,新一代有徐长生、张燕生、巴曙松等。他的学风与为人影响了一代入门或未入门的学子。当张先生离去时,他可以感到宽慰。

  一个人的学术生涯止于年轻时的一部著作,无论这部著作多有影响,都不能不说是遗憾的事。当张先生再回学术队伍时已经六十五岁了。尽管此后张先生付出了加倍的努力,但毕竟年事已高。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能平安活下来是一件幸事,但又无法有所作为却是一件憾事。这是时代的悲剧,我们无法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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