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中工网论坛 返回首页

李心然的个人空间 http://blog.workercn.cn/?429666 [收藏] [复制] [分享] [RSS]

日志

管仲​:春秋第一名相

已有 1300 次阅读2018-2-7 10:59 |系统分类:历史

作为春秋第一名相,管仲思想闪耀着轴心时代人类智慧的光芒,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真切的历史感。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解读2600年前的管仲时,分明感受到了一种扑面而来的泥土芳香。
贤君良相代表着历代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天下不多(称道)管仲之贤而多(称道)鲍叔能知人也。”(司马迁语)管仲之所以能够成为良相,是因为伯乐鲍叔牙的极力推荐;鲍叔牙之所以能够成为伯乐,是因为国君齐桓公之贤(在管仲主政的40年里,齐桓公可以被视为一个贤君)。然而,随着良相的远去,一切都变成昙花一现的历史幻梦。
走进历史深处,当我们真正领略了管仲的风采,我们不得不在心灵深处为管仲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所做的一切感到震撼!中国人思想深处所崇尚的“大道自然”似乎只有在管仲的思想中才能看到———从事物本身出发来探讨事物的本质;顺应事物的本质要求来促成事物的积极变化。
管仲(?—前645),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贫困,曾和鲍叔牙合伙经商。在齐桓公与其兄弟公子纠争夺王位时助公子纠争位,失败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卿。管仲从政40多年,在齐国实行政治经济改革,使齐国国力大振。管仲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旗号,使之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管仲一面强调法治,一面肯定道德教化,礼法并重,发展经济。由于管仲的政治主张很切合齐国实际,因而大都能付诸实践,对于成就齐桓公的霸业起了决定性作用。
关于管仲,历史上有很多资料论及,但往往真伪难辨。管仲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言论主要记载于《左传》、《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汉书·艺文志》有《管子》86篇,实存76篇。但《管子》一书中的大部分篇目为后人伪托。《管子》并不是管仲的著作,大都是从春秋至秦汉崇奉管仲的学者们在管仲的学说和事迹的基础上,颂扬管仲并完善管仲学说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对于历史人物,我们的态度是,回到历史本身去探求人物的活动,通过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揭示一个历史时代社会变化的本质;认同公认的历史事件,而不拘泥于历史上某些可能是较为片面的说法。对于管仲,我们应该选择他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那些说法与历史事件———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所体现的独特性及其显示的重要性。
管仲之前,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莫过于周公。从前11世纪时的周公至前7世纪时的管仲,大约经过了400年的时间,这期间似乎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值得一提。但这400年时间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400年的历史积淀,40年的厚积薄发,最终成就了管仲这样的里程碑式历史人物。孔子叹之以“仁”,梁启超称赞他为“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学术思想界一巨子”。
管仲在礼坏乐崩的政治现实面前,为诸侯国开创了全新的政治改革模式,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制度化改良,从而为诸侯国如何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建立了全面而系统的改革模式。
如果说周公激活并放大了文化基因中本该死去的宗法幽灵,打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结构的框架,如同支撑历史前进的车体;管仲则是开创了较为系统的宗法制与官僚制相结合的改革路径,打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结构的动力系统,如同为中国历史快速前进安装了功能强大的车轮。
说管仲是“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难免会产生争议,但是,要是说到管仲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改革家,应该没有多少人会产生异议的。
从蒙昧、野蛮中一路走来的人类精英,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人类的未来。对于他们来说,历史并没有多少现成的东西可资借鉴,未来始终是一个无法预知的世界。他们不仅需要认识客观世界,需要认识人类社会,而且需要认识人本身。能够将这一切知识归纳为较为完善的系统结构,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因而,每一个最终成为民族文化发展基因的那些思想,总是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
人类创造的文明大致可以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技术文明、制度文明。其中,制度文明建立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技术文明的基础之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技术文明的发展成果只有上升到制度文明的高度,才能主导历史前进的方向。
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家族宗法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制度文明。周代代表着中国宗族社会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周王室还是诸侯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发达的宗族体系,宗族网络纵横交错。周代的宗族政权主要是通过“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左传》)的分级立宗的分封制建立起来的。周王室的执政大臣多由同姓贵族担任,他们多为王畿内强宗大族的宗主。周王室的执政卿往往由几个固定的强宗大族出任,带有世卿制的色彩。少数对王室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异姓贵族亦可出任王室卿士,但他们不像姬姓贵族那样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往往只是昙花一现。
进入春秋时期,诸侯国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诸侯国的政权结构和政治体制与周王室大同小异,都是以宗族政治为基础和核心的。国家政权建立在宗族政治的基础之上,政权与族权合而为一;贵族宗主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或轮流执政,或世代为卿,具有贵族共政和世官制的特点。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分封诸侯。礼乐文明的实质,就是将宗法制与分封制上升为一种制度文明,建立较为稳定的家族式政权的体系结构。宗法制与分封制作为主导历史前进方向的制度文明具有明显的缺陷,或者说它在周公及周公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成为一种较为完善的制度文明。从前11世纪至前7世纪,经过了大约400年的发展,宗法制与分封制已经走入了历史困境。
周公大力推行在宗法制统领下的分封制与世卿世禄制,以增强国家对于更大地域的统治,从而构建了早期国家的框架。但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大量保留着部落文化的残余,国家结构的不合理性很快就出现了。国家不可能无限地分封下去,加之享受世卿世禄制的人口一代一代地不断增加,国家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各种需要,分封制走到了穷途末路。前841年周厉王推行的“专利”政策而招致国人暴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财政的危机。财政危机与王室成员间的争权夺利必然导致王室衰微,历史注定要改变这种模式。
单纯的宗法制度和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分封制,导致国家内乱不止,国家无法真正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只有实行宗法制与官僚制的结合,才有可能缓和国家肌体中难以克服的内部矛盾。管仲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将宗法分封制修正规范为: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统领下,打破分封制,实行官僚制;打破世卿世禄制,实用俸禄制,从而为社会精英人士(贤人、士)更加广泛地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如果说,周公规范了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制度,解决了谁来掌权、如何掌权的问题,那么,管仲则规范了国家事务结构的基本制度,解决了谁来管事、如何管事的问题。如果说周公建立了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管仲则为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建立了规范化的支撑系统。从此,中国历史揭开了巨变的序幕,小国可以成长为大国,大国可以成长为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制庞大帝国。
管仲的政治实践,不仅是对中国夏、商、周1000余年政治发展史的总结,而且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从部落、部落联盟、宗法制、宗法分封制、宗法官僚制直至发展到秦代之后的中央集权制,中国历史有了一脉相承的政治制度演化史。
齐桓公执政齐国40年,将地处边远、弱小、贫穷的齐国发展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强大国家,因此而成为春秋第一霸主,这完全得益于管仲对齐国所实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社会等方方面面的一系列改革。
行政改革。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经济改革。实行“相地而衰征”的税制改革,设职官管理全国山林川泽收入。加强盐、铁专营管理,铸造统一货币,调剂物价,免除关市之税,促进经济发展。
军事改革。加强军事力量,“作内政而寄军令”。将全国军事力量编为中、左、右3军,各1万人,齐君率中军,国、高二氏率左、右军。军下有旅、卒、小戎、伍4级。把军事组织与行政系统结合起来,15士乡每5乡为1军,乡、连、里、轨4级行政组织与旅、卒、小戎、伍合而为一。实行军政合一,利用宗族关系加强国家常备军事力量。
人事改革。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
社会改革。管仲推行礼法并重,即推行道德教化,也可以称为“德治”,形成了“霸业”和“礼治”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即礼、法统一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治国的过程中,礼义教化与厉行法制是相辅相成的,“明智礼足以教之……乡置师以导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致矣。”(《管子·权修》)这一理论较之儒家的重礼教轻法制、秦晋法家的严刑峻法及道家的消极无为思想,无疑是一种更全面、更有价值的理论。
外交改革。管仲辅佐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打败侵燕的北戎,“存邢救卫”,制止了狄人的侵袭,又举兵击败了兵力强盛的楚国。前651年在葵丘大会各国诸侯,周天子也派人前往。此次盟会确立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孔子称赞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能够成功地推行几项改革已属不易,而管仲却对一个本来弱小的诸侯国实行了脱胎换骨式的全面改革,并且将一系列改革上升到制度文明的高度,不能不说是奇迹中的奇迹。管仲的改革因而成为各国变法的蓝本。
管仲的改革与周公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管仲自称安国之策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旧法即“百王之法”,“业,犹创也”。也就是说,西周旧制是不能抛弃的,只能对本已陈旧的制度文明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因而,管仲式的改革,只是部分地挣脱了宗法制的枷锁,只能算作技术性的改革,而非革命性的改革。
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改革时光,是管仲改革能够走向成功的关键。古人的寿命很短,改革者暴亡往往令改革事业寿终正寝,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齐桓公与管仲矢志不移地坚持改革,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从而成就了历史的奇迹。
管仲、齐桓公、鲍叔牙三位大贤并立一个时代,世代少有。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一语道破了三贤中的鲍叔牙更值得称赞。三贤是齐国坚持改革的政治集团的代表,改革体现出齐国政治精英的集体智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长达数十年的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商鞅式的改革惨剧,这是不能仅以奇迹来说明的。
改革的成功与上述三贤的人生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齐桓公虽贵为君主,但早年流落他国,历经磨难,在残酷的宫廷政变中能取得君位实属不易。管仲年轻时很贫困,为了谋生,曾与鲍叔牙合伙做过生意。管仲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少时贫困的经历,对于民间疾苦的深入了解,显然成了他日后从政的一笔宝贵财富。轴心时代的启蒙大师进入春秋时代,中国的天空已是“春雷阵阵”。千呼万唤中一声惊雷,管仲执掌了中国文化创世纪的“开春第一犁”。
管仲为什么能够成为第一个真正的智者清晰地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天空?
首先,管仲是商周文化与齐文化的总结者。
齐国作为周的封国,周文化对齐文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加之姜姓部族与周王族累世联姻,文化在交流中趋向融合。此外,商文化作为先于周代统治中原的主流文化,也对齐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商周文化对于齐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毋庸置疑。齐是春秋时的东方大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姜太公立国之前,齐地主要是东夷人世代聚居的地方。东夷族是一个分布很广、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民族,具有独立的文化系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齐文化建构于东夷文化基础之上,并保留了东夷文化。除此之外,齐文化还保留了姜炎文化的遗风。姜姓部族原为生活在黄土高原的民族,传说其始祖为神农炎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被考古学界称为姜炎文化。齐人尚功利,注重现实的、直接的经济利益,主要就是这种民族意识的再现。从齐文化形成的角度说,其创立者姜太公对齐文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姜太公一生有着传奇的经历,曾经在渭水以捕鱼为业,也曾在朝歌以卖肉为生,做过小商贩。他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崇尚艰苦奋斗,注重功利,爱惜人才。流传至今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民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齐国的民风民情。
身处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管仲以实用主义的方式,集商周文化与齐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于一身,并将这些思想总结到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中,“择其善者而业用之”。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奇特的文化现象,在管仲的思想中,我们能够找到儒、道、法等多家思想的影子。老子《道德经》里有《管子》的思想雏形;孔子学说中的一些思想能够在《管子》中找到依据;孟子的思想有不少同《管子》是一致的;管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法”的概念的人,后世的人于是又把管仲归为法家的创始人。管仲的思想博大精深,全面而深刻,那种关于管仲是儒、道、法先驱的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但现有的中国思想史,往往从老子或孔子开始,忽视了管仲作为文化大师的启蒙作用。
其次,管仲是齐国士阶层文化的组织者。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那时的文化政策是所谓的“学在官府”,文化教育完全被官府所垄断。执掌文化大权的是“巫”、“史”、“祝”、“卜”等世袭人士,大凡卜筮、祭祀、历史记录、星象观察、文化教育、医药、音乐歌舞、婚庆丧葬等活动,均由他们操纵。春秋时期,周天子权威一落千丈,昔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乃至“自大夫出”的局面。由于征战不止,各诸侯国需要大量的人才,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打破宗法旧制招贤纳士。这一切大大动摇了周代的官学基础,直接冲击着位居社会中流要冲的士阶层。一大批昔日在官府任职的文化人士依靠“父子相传,以持王公”取得食禄的优裕生活不复存在了,他们被迫走出王宫,除一部分在地方诸侯国就职外,另一部分则日渐流落民间。从此,长期被垄断在官府的学术文化逐渐下移,新兴地主、商人、平民子弟,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文化知识渗透到社会的不同阶层。随着私学的兴起和学问的渐次传播,民间甚至于边远地区也出现了一些精于礼乐的文人,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具有鲜明文化标志的社会阶层———士阶层崛起的新时期。
管仲辅佐齐桓公,在齐国建立了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国语·齐语》记载了桓公根据管仲的建议:“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士。”为了发现人才,齐桓公经常召见五属大夫,告诫他们:“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兹孝于父母、聪慧职仁闻于乡里者”,或“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要务必举荐,否则将依罪论处。
显然,管仲的思想并不完全是管仲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源于一个由管仲、齐桓公共同组织、培育的智囊团。齐国的治国大计源于这个由士组成的智囊团,管仲是这个智囊团的“首席执行官”。管仲与他的智囊团虽然远去了,但他留下的文化事业却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直到汉代仍有大批追慕者。
第三,管仲是齐国新文化的开创者。管仲不仅是士阶层的优秀代表,而且是新兴官僚阶层的杰出代表。他把士的优点与官僚的长处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改革家、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管仲是一位士人,但他又不同于一般清谈国政的士人;管仲是一个官僚,但他又是一位举世罕见的思想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思想为齐国实现春秋第一霸主的目标。管仲在齐国国君初亡、全国陷于一片混乱的状况下,受命于危难之时,三年便使这个边陲小国民富国强,这不是一般士人与官僚的本领所能达到的。并且,管仲与历史上其他改革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改革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40年从政生涯里,与齐桓公形成了真正的“黄金组合”,并且得以自保而善终,这也是历史上十分罕见的。如果没有很高的德行、精深的才学、超强的执政能力以及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管仲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也许,这些正是管仲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智者第一人而被后人清晰地载入史册的根本原因。
“齐桓公之时,天下卑弱,诸侯力争,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缕,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淮南子》记载的这段有关于齐桓公兴霸业与管仲思想诞生的内在渊源关系,可以作为对管仲(及其后来者)的王霸思想与政治实践的最精辟概括:管仲察历史兴衰脉向,审时度势之所需,从而开辟了后来诸子的思想争鸣,奠定了后世霸术与儒礼的融合。
第四,管仲是春秋时期大国文化的传播者。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的口号,极大地扩大了齐国的“国际”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说,齐国崛起为诸侯霸主的过程,就是齐国向其他诸侯国输出大国文化的过程。对于苦寻争霸之术的各诸侯国来说,管仲的思想,特别是他的王霸思想,是一剂难得的良药。齐国衰落之后,宋、晋、楚、吴、越、秦等诸侯国相继争霸,王霸思想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流文化。管仲之后,各国以齐国为榜样,竞相变法,吸收管仲改革思想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诸侯争霸的进程明显加快,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日益加剧,中国大一统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大趋势。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管仲之后,士阶层的优秀分子纷纷进官场、办私学、周游各国,传播各种思想。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各种新思想在中华大地上层出不穷,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百家争鸣时代。
管仲开创了一个时代,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弥补了西周宗法文明的制度缺陷,将宗法文明与官僚文明牢牢地结合起来,中华文化得以真正地进入大国文明时代。
管仲打开了一道天窗,一大批来自社会各界的士以管仲为榜样,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军。
当然,管仲也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他所建立的军事与政治、社会相结合的战争动员机制为日后的大规模战争提供了方法,奉行军国主义思想的窃国大盗们蜂拥而至,中华文明于是进入了万劫不复的“战国”时代。

评论 (0 个评论)

facelist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评论 登录 | 注册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中工网

GMT+8, 2018-5-23 19:09 , Processed in 0.059012 second(s), 16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17 Comsenz Inc.

返回顶部